金融危机债券基金会不会受到影响(千亿美金助资管业“渡劫”流动性监管或收紧)
作者:“admin”
千亿美金助资管业“渡劫”流动性监管或收紧 中国基金报记者姚波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各国央行总共拿出938亿美元救助投资基金。极大缓解了资管机构的流动性压力。 2008年，流动性危机导
千亿美金助资管业“渡劫”流动性监管或收紧
中国基金报记者姚波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各国央行总共拿出938亿美元救助投资基金。极大缓解了资管机构的流动性压力。
2008年，流动性危机导致了货币基金净值跌破1美元，美国货币基金大范围遭遇挤兑。今年3月末，当新冠疫情引发市场波动加剧时，投资界的焦点又再次聚集在3.8万亿美元的货币基金。
基金公司十分担心：投资者加速逃离货币基金，令基金经理们争相出售资产，直接威胁产品流动性，不少基金暂停赎回。他们害怕2008年的挤兑再次上演。受破纪录的资金外流和资产价格暴跌的打击，不少基金无法立即满足赎回请求，被迫暂停交易，许多基金启动了紧急流动性管理工具。
今年3月，仅欧洲就有逾80家公司管理的超过400亿美元资产的基金，因未能满足赎回要求而被迫暂停运营。印度市场有6只债券基金因流动性问题，被迫暂停赎回并被监管机构要求清盘，引起了当地市场动荡，4月底评级债券基金赎回额环比激增3倍。
尽管出现问题的产品只是全球基金市场的一小部分，但令人担心，目前资管行业是否有能力应对严重压力情景下的流动性风险。
目前为止，全球范围没有发生大规模挤兑事件，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垃圾债基金在内的不少面临高赎回压力的产品侥幸过关。尽管这是一个不常见的极端情形，却深层次反映出全球逾70万亿美元资产管理行业所存在的潜在问题——非常时期流动性困境仍难破*。
各国央行救市助力渡劫
不少业内人士感叹，鉴于这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市场崩盘，大多数开放式基金仍在运营，这很不寻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和资本市场部门主管托拜厄斯·阿德里安表示，此次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令人放心的是，传统共同基金没有遭遇大规模挤兑。虽然危机爆发时出现了大规模赎回，但整个体系没有崩溃。
尽管有不少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声称，仍需要制定更严格的规则，以防止基金流动性错配。但现阶段投资基金的监管正在发挥应有的作用，起初的担心并没有兑现，资管行业证明了其韧性。
最为谨慎的欧洲央行呼吁资产管理公司接受宏观审慎监管，部分反对的业内人士则指出，可能会有一些投资于较弱信用的债券类基金会在本次危机中破产，但指控资管行业对金融体系构成威胁不成立。
投资行业最严重的担忧在今年并没有成为现实，最主要原因却并非自身对风险的防范得力，而在于全球央行的大力干预。根据评级机构惠誉计算，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各国央行总共拿出938亿美元救助投资基金。除了实际金融救助外，通过债券购买计划带来的间接影响，及美联储注资“强大心理效应”的影响都帮助基金抵御了市场赎回风险。
这表明，基金行业现有的流动性管理方式可能不足以应对严重的压力状况。如果央行和**没有如此力度的干预市场，流动性问题一旦蔓延，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问题，不少支持力度不及美联储的市场，将面临更大的流动性管理压力。
“缓兵之计”起成效
除了外部救援资金外，不少基金得以自保的原因是提前部署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这些措施包括推迟赎回请求或“操纵”基金价格，以将资产变现的成本转嫁给赎回投资者。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监管机构批准了更广泛的流动性管理工具，这让基金经理们受益匪浅。例如，监管机构披露的信息显示，过去两个月里，包括富达、高盛资产和贝莱德在内的基金公司启动了“摆动定价”(Swingpricing)，这是一项相对较新的创新。
这些工具鼓励投资者留在基金中，让基金经理有时间重新配置投资组合，避免资产贱卖。这是“缓兵之计”，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基金的流动性状况。
基金经理所拥有的另一工具是流动性压力测试，在构建投资组合时，就需要考量融入流动性风险评价体系，以确保在赎回激增时拥有足够的流动性资产。
今年晚些时候，欧盟将对欧洲投资基金实施新的流动性压力测试规则。这些条款是在危机前制定的，并没有考虑到当前时期不同寻常的市场状况，需要了解这一流动性压力测试是否足够有效，从而能够应对像今年一样的新情况。普华永道预计，未来全球监管机构将根据具体情况要求整个基金行业进行更详尽的压力测试。
还有基金公司直接动用资本金注入受赎回压力影响的货币基金。3月下旬，高盛集团向旗下两只投资较长久期的货币直接注资10亿美元，买入相应的资产，以缓解4天赎回81亿美元的压力。纽银梅隆同期也向旗下货基注资21亿美元以缓解赎回压力。
新一轮赎回或
集中在低评级债基
许多人认为，基金行业的真正考验还没有到来。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持续，更多实体公司将倒闭，基金的投资组合可能会受到进一步冲击，并引发新一轮的赎回潮，而新兴市场可能是重灾区。
随着公司债券价格大幅下跌，加上部分公司债券估值出现困难，基金经理短时内难以衡量客户损失了多少资金，也难以满足赎回要求，固定收益基金将面临严重压力，某些持有违约债券的基金一旦面临大额赎回，它们最终将耗尽流动性。上月印度市场出现的债基赎回危机就是例证之一。
富兰克林·邓普顿是二十多年前在印度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首环球基金公司之一，该公司大量投资于低评级公司债券。4月底，部分低评级公司债券受经济衰退影响无法及时兑现，公司将不得不关闭6只规模达到41亿美元的产品，相当于印度共同基金市场总规模的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债券基金的现金储备平均为7%，一些基金的现金储备甚至更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心，当债券基金经理的现金储备耗尽时，将不知如何应对，或许只能被迫暂停基金运营。
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加担忧的是，在过去10年里，极低的利率促使一些基金经理积极追逐收益率，转而投资风险更大、流动性更差的资产。最近的价格混乱和投资基金中巨大的流动性压力，已经充分展现基金存在尾部风险，且随着赎回放大还会继续增加，一些投资于较差信贷质量的基金将可能陆续破产。
流动性成未来监管改进重点
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的采用因管理者而异。有业内人士认为，一些基金经理仍不愿给赎回设置门槛或设置等待期，因为担心客户的负面反馈。除了上述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外，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方案还包括基金结构改良，以及调整赎回频次等策略。
据了解，基金所持有的不少资产并不具有按日计算的流动性，一些持有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如房地产、垃圾债基金尤为突出。监管的难点是，是否所有类型的基金都需要提供以日计算的流动性。
基金流动性问题已成为监管的优先事项，最近的市场动荡再次突显这一点。今年3月，高收益债券基金等产品遭遇赎回压力，为政策制定者加强监管提供了新论据。不少人要求基金确保赎回频次与其基础资产的流动性相符，这场讨论已成为监管机构议程上的重要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债券基金管理公司在将资产加入投资组合之前，应检查是否符合信贷质量和流动性指标的要求。该组织还建议，资产管理公司应将基金的赎回期与投资组合的流动性状况相匹配，以降低流动性危机时资产贱卖的可能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近期基金行业将出现优胜劣汰的现象。现在仍然不太清楚，流动性管理薄弱的债券基金是否会有序破产，继而引发更广泛的挤兑，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产生传染效应。在全面改革之前，政策制定者还将持续观察基金在此次流动性危机后期的表现，这将决定未来几年资产管理监管的方向。
不少国家的监管政策制定者担心，基金业可能诱发下一场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债券基金进一步资金流出，可能会耗尽基金经理的现金储备，并引发新的市场动荡。此外，围绕货币基金可能重新引发一场争论，即作为一类高流动性类货币资产，是否应接受与银行类似的监管。
尽管如此，基金管理公司仍坚称，它们不像银行那样具有“系统重要性”。首先，代理业务模式意味着，亏损会落在单个基金的投资者头上，而不是资产管理公司本身。他们还指出，可以利用风险管理工具，帮助降低基金出现流动性错配的可能性。
基金公司一般会制定措施，保护基金持有人免受潜在有害活动影响，其中一个重要领域是交易成本的影响。由于基金大额申购、赎回活动可能导致基金产生过高的额外费用，从而对现有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基金公司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依照事先约定，灵活调整基金的资产净值，提前将交易成本转嫁给买卖者，这就是摆动定价。
按照合同约定，如果基金的净流入或净流出超过基金公司确定的预设水平，可以采用摆动定价保护长期持有人，在大额赎回时调低定价，在大额申购时调高定价，使持有人的账户价值不受同一基金内其他人交易活动的影响。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采取摆动定价的基金会设置一个摆动系数，假设在资金净流动高于或低于此前一天净值5%的情况下，摆动系数为资产净值的0.1%。以此计算，如果该基金的价格为每份额20元，当基金的净值流入达到资产净值的10%，基金价格就可以通过摆动定价向上调整至20.02元，计算公式为20+(20*0.1%)。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赎回额达到相当净值10%时，只是价格会下调到19.98元。如果资金净流入低于10%，就不执行摆动定价，基金价格保持在20元。
需要注意的是，摆动定价不同于公允价值调整。公允价值定价调整，一般发生在交易价格已过时，证券的价格将调整为估计的现值，这多发生在基金所持有的停盘个股上。相比较，摆动定价调整基金的资产净值，主要为了反映大量买入或卖出的成本。其次，公允价值定价主要针对单个证券比照调整，而摆动定价则是对整个投资组合直接调整。
摆动定价是基金供应商使用的一种可选策略，可以应用于单个基金。是否采用摆动定价，部分或全部采用摆动定价，完全由基金公司决定。大多数开放式基金都有资格使用摆动定价，也有少数例外，如货币市场基金一般不会使用该定价策略，因为它们已经有了重大的保障条款以解决流动性方面的担忧。ETF和封闭式基金也不符合条件，因为它们作为一篮子证券交易，并不一定需要买卖证券。
各国央行已注资近1000亿美元用以直接支持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基金。
评级机构惠誉数据显示，自危机开始以来，各国央行已向基金行业提供总计938亿美元的支持。不断升级的危机引发了资金大量外流和资产价格大幅下跌，这引发了有关资产管理行业系统性风险的问题，美联储和印度央行在内的货币当*开始介入，以缓解各自基金市场的压力。
对基金最大力度的支援来自美联储，已向3.8万亿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行业注入510亿美元流动性，旨在帮助基金满足赎回要求。
今年3月，美联储还任命贝莱德管理两家美联储通过特殊目的交易工具，购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公司债券。其中一只投资工具购买了投资级交易所交易基金，这标志着美联储首次将ETF纳入此类购买计划。
惠誉表示，泰国、印度和哥伦比亚货币当*提供的共同基金支持工具总额分别为312亿美元、66亿美元和50亿美元。
这些干预措施旨在防止投资者大量抛售基金后引发流动性危机。4月底，在紧张不安的投资者撤出资金后，美国基金管理公司富兰克林·邓普顿旗下印度子公司暂停了6只管理逾40亿美元的本地债券基金的交易。
惠誉表示，央行大规模的支持表明，基金通过溢出效应对金融市场构成的潜在系统性风险可能非同一般。
美国投资公司协会的数据显示，自上次危机以来，全球投资管理业务大幅增长，目前控制着约55万亿美元的资产，而2008年为24万亿美元。惠誉估计，目前该行业资产相当于全球GDP的64%，而2008年这一比例为38%。
中国基金报：报道基金关注的一切
Chinafundnews
版权声明：
《中国基金报》对本平台所刊载的原创内容享有著作权，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在看”行不行！！！
金融危机，国内基金还会涨吗？大概是什么时间？
会涨的。在春节开盘就会涨。在年底还会涨，
中国闹钱荒哪些行业受影响存款债券基金股市安全吗
路过，这难道不是地球语言
金融危机的危害有多大?有什么影响?
银行关闭，公司破产，工厂倒闭，工人下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减少，各国关系恶化
世界上最早的基金的产生时间和原因
国际第一基金是台湾地区成立时间最早的一只股票型开放式基金，成立于1975年1月4日。成立以来基金收益率为23.29％，同期台湾地区综合指数涨幅近57倍。在台湾地区成立满10年的股票型基金中，该基金的年化标准差居于前20％范围内，而收益率居末尾。基金份额从成立之初的305万份增加到目前的650万份左右，31年间规模仅仅增加了一倍（这一时期台湾地区股票市值增长数百倍）。进入沙龙向基金专家提问>>> 作为历经31年还存在于市场上的基金，国际第一基金应该还算幸运者，但其乏善可陈的长期业绩表现和基金份额事实上的萎缩则可以作为台湾地区基金市场上股票基金生存状况的一个标本。这些股票基金的长期业绩差，短期业绩波动剧烈，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与股票相似，从而使得自己有被债券及货币市场基金边缘化的倾向，导致规模增幅远低于股票市场的增长速度。这种现在资本市场起步相对较晚的韩国也同样存在。 从数据来看，韩国股票型基金资产规模只占所有基金资产总额的27％左右，台湾地区更低，为15％左右。与之相比较，全球基金市场的这个比例为50％，美国为56％，欧洲54％。成熟市场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它的发展和成熟程度是一个市场机构投资者成熟程度的标志。基金的发展速度显著慢于市场的发展程度，这一方面表明股票市场的成熟度不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基金行业的发展出现了问题。 共同基金作为保值增值的投资工具，其中的股票基金承担着主要的增值功能。股票基金的成长要求基金投资者建立对间接投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的来源就是基金管理人能表现出比个人更高、更持久和更低风险的收益，即基金要表现出与股票不一样的风险收益特征。在成熟市场上，股票基金的资产规模要大于共同基金三驾马车之中的另两类（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以美国为例，股票基金资产相当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资产相加的130％，而韩国仅约为37％，台湾地区更低，约为18％。 无论从市场的角度还是基金内部结构的角度看，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共同基金市场都出现了结构失调的问题。 导致韩国和台湾地区基金市场结构失调的原因有很多，两地股票市场均为未成熟市场，机构投资者不发达使得市场稳定性不足，效率偏低，套利和结构性投机机会经常出现，这使得整个市场的目光经常为一夜暴富的故事所吸引。作为重要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管理行业在短期利益诱惑之下随波逐流，长期投资观念的缺乏导致基金收益率波动过大，从而使得投资者丧失了对通过基金进行投资的信任，这无疑是导致两地市场结构失调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风险规避型的投资者大有人在，但股票基金的表现与一般股票毫无二致，投资者对股票基金的信心丧失，要么进入股市去冒险，要么购买低风险品种以自保。 基金行业对长期业绩的忽视不光影响到基金市场的结构，也直接影响到基金个体发展壮大。这以韩国尤为明显。韩国基金行业资产规模2000亿美元左右，只有美国90000亿美元的2.2％，而共同基金数量则达到七千多只，相当于美国的92％。单只基金的资产规模只有2700万美元左右，在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中居于后列。 与美国过去60年基金数量和单只基金规模基本成正比例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基金数量与单只基金资产规模是显著负相关的，这表明韩国基金数量的增加并不是受到基金业繁荣的推动而是另有原因。事实上，韩国基金数量迅速增加除了专户理财多、封闭式基金无法扩大规模导致新发频繁等因素之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不重视长期业绩导致基金的持续营销艰难，基金公司在生存压力下只能不断地发新基金来谋求资产规模的扩大，这样基金行业不断地在“发新基金－不重视长期业绩-持续营销艰难-发新基金”的怪圈中循环。 基金规模的减小也进一步影响到其持续成长能力，使得个人投资者更加迅速地离开基金市场。韩国基金市场的教训表明，缺乏大量个人持有者的小基金会面临更大的流动性风险。小基金经常为少数几家机构投资者持有，任何一个机构投资者的赎回对基金的影响都非常巨大。为应对这种随时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基金在投资中就更重视短期收益和基金资产的流动性。这是一个怪圈。台湾地区市场也类似。 作为新兴市场中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其股票基金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中国的基金行业正在经历由产生到成长到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基金（尤其是股票基金）能否有清晰定位，将关系到未来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 公募基金好比公共汽车，它的发展要考虑到各位“乘客”的利益。对于持有人来说，基金能否有明确清晰且与众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决定他们是投资于基金还是做其他选择。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收益特征均非常清晰，股票虽然良莠不齐，但其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特征在新兴市场中也表现得尤其明显。股票基金如果无法做到收益方面的相对稳定和风险控制方面的相对有效，则毫无疑问会被投资者抛弃，从而在其他类型基金和股票的夹击下被边缘化。 对长期业绩重视不足，过分重视短期业绩，导致基金收益波动程度增大，这正是整个连锁反应的起点。按照韩国的经验，更多地引入长期投资者如保险、企业年金、社会保障资金等有助于基金管理人建立起注重长期业绩的观念。此外，**从税收等政策领域给予调节是管理人树立长期投资观念的重要促进因素。 但这些手段的实施都应尽早，因为市场一旦异化，再想校正过来就很艰难。韩国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中基金流动性风险爆发的重创后，才开始重视基金市场结构问题；台湾地区基金行业虽然起步早于韩国，但目前行业发展水平远低于韩国，还在以债券和货币市场基金为主的市场环境下运行。（作者为银河证券研究中心基金研究员）
纯债债券基金会亏本吗？基金分红需要交税吗？_项目城网
纯债债券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是债券，比如国债、央行票据、计入债券等待，另外还投资可转换债券。而对于可转换债券转股形成的股票，通常是会在上市交易日后10个交易日内卖出。纯债债券基金对于债券的投资可选种类比较多，持仓会更加分散。
纯债债券基金的收益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利息收入，即债券到期之后还本付息的利息收入;其二是价差收入，即债券由于利率影响导致的价格波动，对于基金管理者来说就可以利用这个价格波动来获得收益;其三是来源于债券回购的收入，基金管理者可以将持有的债权作为抵押获得更多的资金，从而赚取额外的杠杆收入。
纯债基金也是有风险，主要是来源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信用风险主要来源于如果投资的债券不能到期兑付，就会直接爆雷;利率风险则是利率引起的债券价格变动，利率上升，市场上对于债券的需求减少，从而导致债券的价格下降，自然纯债基金的净值也会有所减少。
不需要，基金分红的时候是不需要投资者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根据目前财政部的规定，基金分红免交个人及企业所得税。基金的现金分红不收取任何费用，基金的红利再投资不需要缴纳申购费。
诺贝尔奖金为什么115年都花不光？
从内部到外部、从个人到组织，诺贝尔机构全方位的“葆颜”让百年诺贝尔奖依然青春焕发。更让人惊叹的是，诺贝尔先生约3100万瑞典克朗的遗产捐赠不仅发放了一百多年，还增值了将近125倍！而且仅从名义价值上看，仅2015年发放的奖金（4000万瑞典克朗）就足以耗光这笔原始捐赠了。那么，作为诺贝尔奖财务管家的诺贝尔基金会到底是如何打理诺贝尔先生的遗产，从而让这笔钱既能够持续支持奖金发放，同时还实现了增值的呢？▲“三观”之一——守足财年轻时的诺贝尔（AlfredBernhardNobel）。▲遗产捐赠是诺贝尔基金会投资本金的初始来源。诺贝尔先生不仅是瑞典著名的化学家，也是工程师、发明家、企业家，他一生拥有355项专利，并以此在20个国家设立了近百家工厂，组建了一个全球性的工业帝国。这位被法国大文豪雨果称为“欧洲最富有的人”在过世后只留给家族成员少量财产，其绝大多数可变现财产用于成立一个基金，由遗嘱执行人进行投资理财，并将每年的投资收益以奖金的形式发给上一年为人类作出最杰出的贡献的人。诺贝尔先生的遗产捐赠总净值超过31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亿元人民币，这笔巨款为诺贝尔奖的发起和发展奠定了极为强大的资金基础。▲投资收益是诺贝尔基金会投资本金的常规来源。诺贝尔基金会并不对外募集资金，因而没有外部的资金补足。为防止通货膨胀造成投资本金的长期缩水，就必须形成内在的资金造血功能。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每年基金会必须将投资收益的一部分归入投资本金。这部分金额的确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当年的通胀率与基金市值相乘，一种是直接划拨当年总收益的10%。例如，2012年采取了第一种方式，2600万瑞典克朗被转入本金以维持通胀调整后的基金价值，而2013年采取了第二种方式，转入了1320万瑞典克朗。▲免税优惠是诺贝尔基金会投资本金的隐性来源。成立之初，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面临着繁重的税收负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诺贝尔基金会都是斯德哥尔摩最大的纳税者。幸而，瑞典和美国先后于1946年和1953年给予了该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被免去的税收就相当于是**每年向诺贝尔基金会赞助了本金。此外，根据《章程》，“如果获奖者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或在第二年的10月1日前仍未按理事会的规定将奖金支票兑现，那么奖金将被纳入基金会的本金。”“如果出于某些原因奖项没有颁出，则奖金将被保留至下一年，若到时候奖项仍不能颁发，则奖金将被纳入基金会的本金。”这是投资本金的一些或然来源。尽管遭遇过本金缩水的冲击，但因有巨额启动资金做基石，以及收益回流（开源）和免税优惠（节流）的双向保护，长期内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本金得以保存并获得了超越通货膨胀的增长。截至2014年底，包括自有房产在内，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市值达到38.7亿瑞典克朗（约合31亿元人民币），实际价值相较于成立之初翻了226%。诺贝尔的遗嘱。————————▲“三观”之二——理好财由于担负特殊使命，国外很多基金会在借助资本市场进行资产保值增值的时候更加注重安全性和稳定性。早期的《章程》规定，诺贝尔基金只能投资于债券和贷款等有固定收益、有担保或抵押的产品。然而，这种过于保守的理财方式限制了收益的增长，致使诺贝尔奖金支出越发艰难。1953年瑞典**放宽政策，诺贝尔基金会才得以自由地投资股票和房地产这些曾一度被列为禁区的资产类别。在税收免除和自由投资政策的双轮推动下，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管理由被动转为主动，并成功扭转了投资基金的减值趋势，成为其投资史上里程碑式的转变。进入1980年代，诺贝尔基金会迎来了一段投资的好时机。1982-1999年股票牛市盛行，又恰逢斯德哥尔摩房地产大热，在当地投资了大量房地产的诺贝尔基金会收益颇丰。1986年，当时美国最大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资产从28亿美元（1970年）增长到47亿美元，翻了不到一倍，而同期诺贝尔基金会的市值则翻了近五倍。1987年，理事会将基金会的绝大部分房地产转移到一个独立的上市公司贝瓦里根（Beväringen）名下，并赶在90年代初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出清了其在该公司的股份。时任诺贝尔基金会执行总裁的斯蒂格•拉梅尔不仅看准了房地产市场趋势，还注重在全球进行分散投资以降低风险和挖掘投资增长点。他自己负责瑞典国内的投资，跨国投资则交由外部理财顾问，这种内外结合的管理方式在投资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凸显了优势。2007年，诺贝尔基金投资于股票的份额占67%，其中大部分为欧美公司的股票。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基金会对股票投资的风险规避更加明显了，投资比例基本维持在略高于50%的水平。股票和债券的投资比例双双呈现下降趋势，基金会的重点投资领域随市场走向已经延伸到对冲基金、房地产等高收益的另类投资。如下图所示，截至2014年末，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组合大类为股票（55%）、债券（12%）、另类（33%），值得注意的是，对冲基金的占比将近1/4。尽管在危机期间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业绩并不乐观，但近两年略有回升，如2013年与2014年的投资总回报分别为16.4%和11.8%。诺贝尔基金会主要的投资收益仍来自于股票（26.6%，2014），此外，私募股权（16.7%，2014）的收益率也向好，2014年5月末新加入的可转债投资在当年底的投资年化收益率达16.7%。诺贝尔基金会的资产配置（2014年12月31日）。合理的资产配置、全球化分散投资、拓展另类投资，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管理是经受住市场考验的，然而也存在过反例。Wenner-GrenskaSamfundet这个几乎不为人知的机构也曾是一家瑞典基金会，1937年由瑞典工业家、富豪AxelWenner-Gren与妻子捐资设立。该基金会与诺贝尔基金会的成立背景非常相似，然而其投资的项目风险太大，投资主管的策略严重失误，导致曾有4000万瑞典克朗的资产只剩下不到几百万，而且从1973年11月开始，基金会成员就遭到了起诉。曾有人预言，如果该基金会的资产用于证券投资的话，当时的资产规模将超过诺贝尔基金会。————————▲“三观”之三——散准财诺贝尔奖金数额由基金会理事会决定，各单项奖的奖金额度相等。具体来说，每年诺贝尔基金会投资净收益的10%归入本金再投资，余下的90%分为五等份交给各颁奖机构。各机构得到相应钱款后，扣除25%作为评奖费用和诺贝尔研究所的经费，剩余75%即为当年各项诺贝尔奖的金额。一百多年里，诺贝尔奖的奖金金额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诺贝尔的遗愿，1901年的约15万瑞典克朗的奖金正好相当于当时一位教授20年的工资。随后，奖金的金额起起伏伏，直到1991年，6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才与90年前首笔奖金的实际价值相当。按照诺贝尔先生的遗愿，只有基金会的直接收益，即利息和分红才能用作诺贝尔奖金，但从2000年开始，诺贝尔基金会获许将出售资产的资本利得用于发放奖金和应付日常开支。2001年诺贝尔奖百年华诞时，奖金额首次达到1000万瑞典克朗并一直延续到2011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了诺贝尔基金会本金缩水、收益惨淡，然而与此同时，诺贝尔基金会的花费还在逐年增加。现任诺贝尔基金会执行总裁拉斯·海肯斯坦表示，照这种情况基金会仍能维持三十年，然而诺贝尔奖是一个永恒的事业，“我们应当对此有所反应”。从2012年起，诺贝尔奖的奖金降至800万瑞典克朗，以减少本金损失从而确保奖金的永续发放。此外，诺贝尔基金会还设有应急的储备资金，即使在连续两年都没有获得投资收益这种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下，基金会仍能照常发放奖金而不必动用本金。1968年，瑞典央行在其300周年庆之际向诺贝尔基金会捐赠了一笔巨款，设立了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该奖的奖金并不由诺贝尔基金会提供，而是由瑞典央行每年赞助与当年诺贝尔奖金相同的资金。而且，瑞典央行还需额外支付诺贝尔基金会等同于当年奖金额65%的资金，以弥补经济学奖得主的评选费用。经济学奖设立后，诺贝尔基金会决定，不再增设挂靠在诺贝尔名下的奖项。从奖金提取来看，诺贝尔基金会在以下两个方面把关：其一，严格的奖金支取规则和应急预备，使基金会能够制定出合理的、可靠的奖金额度，既保证诺贝尔奖金的持续授予，又免于动用本金。其二，毫不动摇地坚守诺贝尔奖的原始奖项，不增不减，这既是对诺贝尔先生遗愿的尊重，也能够防止节外生枝造成精力和财力的分散，从而确保了诺贝尔奖自身的可持续性。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颁奖仪式在斯德哥尔摩的老皇家音乐学院举行。————————▲永续型基金之路捐赠基金可分为两种模式，花费型和永续型。花费型基金的本金可以立刻或在一定期限内用尽，永续型基金的本金则不能被使用，而是用作投资以获得收益，将收益用作所需。后者的运作精髓就在于，将雄厚的本金、专业的投资、合理的支出三者相结合，让原始资金源源不断地产生效益。以诺贝尔先生的遗产捐赠为起点，诺贝尔基金会围绕守足财、理好财、散准财这“三观”来把关资产管理，走出了一条永续型基金的正路。守足财：原始基金雄厚固然是优势，但不动用投资本金，并通过每年的收益留存来保存本金的实际价值，才能在未来的时间里依然拥有足以生财的本钱。理好财：根据市场行情和政策风向及时调整投资策略，由保守、被动逐渐转为积极、主动，挖掘新的投资增长点，从而不断实现本金的增值。散准财：灵活的奖金额度和固定的授奖范围，让基金会资金的流出合理而可控。————百年不间断的运作为诺贝尔奖累积了品牌，而维持其运作的经济命脉尤为重要。可以说，永续的资产管理模式对诺贝尔奖的成功运作功不可没。这也是国外众多大学捐赠基金采用的管理模式。然而，诺贝尔基金会和大学捐赠基金的运作模式不尽相同：一方面，诺贝尔基金会不对外募资，其本金主要来自诺贝尔一次性巨额捐赠和持续的投资收益留存，而大学捐赠基金常年对外募资，其本金来自持续的社会捐赠和持续的投资收益留存；另一方面，诺贝尔基金会只为诺贝尔奖提供资助，而大学捐赠基金从整体财务、科研投入、师资队伍、学生奖助等诸多方面支持学校的发展。因此，大学捐赠基金的永续模式的更为复杂，永续理财模式所产生的果效也更为明显，有待更多更深的研究。————我国的基金会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截至2015年2月初，基金会总数已达4268家。企业和个人捐赠不断增加，大额捐赠屡现，2014年我国有24人年度捐赠总额超过1亿元，且多集中于高等教育等公益领域。大量非公募基金会涌现，特别是国内企业设立的基金会，通常是先有资金，再按照宗旨和章程成立基金会。然而，由于时间较短，我国的基金会在项目运作、资金管理等多个层面尚处于探索阶段。借鉴诺贝尔基金会的永续理财经验，有助于将我国的基金会做成永恒的事业，让捐赠资金年复一年地发挥效用。►诺贝尔中心设计图，预计2017年开工，2019年12月启用，将包括与诺贝尔奖有关的展览、演讲和教育设施。内容来自：知识分子
余永定：美国联邦基金利息率的决定、传递机制和美联储升息对中国的影响 - 知乎
美国通胀基本见顶，今后虽然可能会有所波动，但不会进一步严重恶化。美国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下降，但应该不会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经济增长速度要低于2008年到最近这段时间的平均数。
需求虽然可以控制，但供给方面的许多冲击恐怕难以控制。所以，想达到2%的通胀目标恐怕很困难。总体上看，美国的通胀率要高于2%，经济增长速度会低于2%，这是我对美国经济的基本看法。在近期，美国经济应该不会发生特别具有戏剧性的变化。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finalobjectives）是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中间目标（intermediatetargets）是联邦基金利息率，即银行间货币市场的隔夜拆借利息率。
传统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操作(OMOs)、准备金率(ReserveRequirements或CashReserveRatio)、联储贴现率(BankRate/DiscountRate)。
美联储最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和联储贴现率这两种政策工具则很少使用。准备金率长期不变，商业银行一般也不会使用贴现窗口向联储借钱。所谓公开市场操作，就是美联储通过买卖美国国债来影响联邦基金利息率。需要指出，美联储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的目标是改变联邦基金利息率，而不是通过改变基础货币来控制广义货币M2。很长时间以来，美国不再以M2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甚至不再定时公布M2的数量。
还需要注意的是，公开市场操作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永久性的买进或卖出国债，从而使准备金规模发生永久性（或长期）的变化；一种是临时性的买进或卖出国债，以便对准备金存量做临时性调整。后一种操作一般是通过回购的形式进行的。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QE）：美联储在二级市场大量购入美国国债和MBS。
经济学界曾有讨论：QE到底和公开市场操作有何不同？很多人认为没什么不同，QE并未创造新资产，就是公开市场操作，只不过是规模大一些而已。我认为，QE和OMOs有很大不同。虽然形式上都是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但目的和规模都存在不同。而且，QE与美国赤字财政并存，并非不涉及新资产的创造。QE是联储购买国债+MBS，传统的OMOs只购买国债。
所谓目的不同，是指OMOs是调整联邦基金利息率；QE是压低国债收益率，驱使投资者购买风险较高的资产、提高资产价格（美国股市持续上涨）从而创造“财富效应”。财富效应促使消费者增加消费，托宾“Q效应”则鼓励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与此相关，OMOs是联储买卖短期国债，QE是联储购买长期国债（一年以上）。
所谓规模不可同日而语，是指OMOs涉及的准备金变动有限，而QE则使得联储准备金大幅度增加。联储资产规模由原来的9000亿美元增长到近9万亿美元；尽管已经开始缩表，时至2022年8月，联储资产规模依然高达8.8万亿美元（图1）。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联储的负债主要是现金，其次是准备金。现金+准备金为0.9万亿美元。相对于现金，准备金数量微不足道。QE推出后，伴随联储的扩表，准备金数量飙升，时至2017年底，商业银行存放在联储的准备金数量接近3万亿美元，是现金的近两倍。
不难想象，当准备金数量（相对而言）很少时，OMOs可以通过买卖数量不多的国库券影响联邦基金利息率。但现在再通过OMOs来控制联邦基金利息率就变得十分困难了。而且，为了调节联邦基金利息率买进或卖出大量国债，其结果可能会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我认为，美联储的两个新货币政策工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
1）准备金（余额）利息率（IORB,InterestRateOnReserveBalance）是美联储为商业银行在联储的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息率。这个政策工具是在2008年开始使用的。在2015年后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期间，调节超额准备金利息率（IOER）是联储控制联邦基金利息率的主要工具。从2021年7月29日开始，美联储取消了超额准备金利息率和准备金利息率(IORR)之间的区别，统一为准备金余额（RB）支付利息。
2）隔夜逆回购报价利息率（ONRRPrate,Theovernightreverserepurchaseofferingrate）。隔夜逆回购（ONRRP）是美联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的一种临时性OMOs。ONRRP利息率是美联储针对非银行金融机构隔夜存款制定的利息率。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美联储的存款则是它们向联储出售债券的所得。这个政策工具在2013年开始试行，在2015年正式成为美联储控制联邦基金率的辅助性工具。在过去，虽然非银金融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可以在联储账户中持有存款，但联储不为这些存款支付利息。
这两个利息率是所谓“管理的利息率”（administratedrates），是由联储决定的利息率。它们同联邦基金利息率不同，后者并不是“管理的利息率”，而是作为联储调控目标的市场利息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这两个“管理的利息率”形成联邦基金利息率的上限和下限，迫使联邦基金利息率在这两个利息率构成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波动。
简言之，美国过去是通过OMOs控制联邦基金利息率，现在是通过同时改变准备金余额利息率和隔夜逆回购报价利息率控制联邦基金利息率（图2）。欧洲一直有所谓利息率“走廊”，但欧洲利息率“走廊”的构成和套利机制同美国新建的“走廊”完全不同。
图2显示，IORB利息率是上限，在准备金极其充裕、联邦基金利息率极低的前提条件下，IORB利息率定得高一些，货币市场上有多余资金的银行就会把多余资金存入联储而不是借给其他银行，这样，联邦基金利息率就会因随IORB利息率的上调而上升。在一般情况下联邦基金利息率不会超过IORB利息率（但在准备金存量较少时会出现例外）。
ONRRP利息率是下限，如果联邦基金利息率低于ONRRP利息率，非银金融机构就会把通过隔夜逆回购获得的隔夜资金存入联储为它们开设的专门账户，而不是通过银行间货币市场将多余资金借给银行。这样，由于套利活动，联邦基金利息率就不会低于ONRRP利息率。
图2显示IORB利息率和ONRRP利息率是同向等幅调整的。例如，2015年12月，联储把联邦基金利息率的目标区从0-0.25%提高到0.25%-0.5%，为此，美联储把IORB利息率和ONRRP利息率分别定在0.5%和0.25%。
在图2，红线和绿线都是直线线段，说明IORB利息率和ONRRP利息率都是政策利息率，美联储决定它们是多少就是多少。与此相对比，图中的联邦基金利息率是上下波动的，无法控制在某一点上，它的波动范围是靠IORB利息率和ONRRP利息率控制的。
美联储非常有把握地说，不用进行OMOs，仅通过这两个“管理的利息率”就可以把联邦基金利息率控制在一个给定的范围内。例如，现在联邦基金利息率的目标范围是2%-2.5%，而联储决定的IORB利息率和ONRRP利息率两个点利息率基本保证了联邦基金利息率的波动范围确实是在2%-2.5%之间。
中国学界对美国逆回购量最近增加的含义有一些误解。在中国，增加逆回购是指央行向银行间拆借市场注入流动性，意味着放松货币政策。美国现在要收缩，怎么联储的逆回购量反而增加了呢？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或者美联储另有打算？
按定义，逆回购（reverserepo）是一种证券交易协议（securitiesexchangeagreements）。对于“逆回购协议”中出售证券并约定以后回购证券的一方而言，协议是回购协议（repurchaseagreementorrepo）。对于“逆回购协议”中购买证券并约定以后出售所购证券的一方而言，协议是逆回购协议。
在定义上，在中美两国，对逆回购概念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在讨论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时，我们往往对美联储的“逆回购”的性质产生误解。按美联储的定义，美联储进行隔夜逆回购操作是指美联储向合格交易对手出售证券并许诺第二天将该证券购回。联储的逆回购相当于联储以证券为抵押向金融机构借款。可见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对“逆回购”的定义正好相反。美联储设立“隔夜逆回购便利”（ONRRPfacility）是为了方便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回购协议（repo）向美联储提供隔夜贷款（或到联储存款），或是为了方便联储吸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而不是为了向银行间货币市场投放流动性。
隔夜逆回购量（严格说是“隔夜逆回购便利”存款）增加是ONRRP利息率提高的结果，而非联储以商业银行为对象加大逆回购的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隔夜逆回购并不改变联储负债数量，但可以改变联储的负债结构，即减少联储负债中的商业银行准备金规模，增加非银行金融机构隔夜逆回购便利（ONRRPfacility）规模。
准备金利息率是针对商业银行的，隔夜回购利息率是针对非银行机构的，提高IORB利息率和ONRRP利息率都是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方式。ONRRP利息率提高后，非银行金融机构会把本来计划存入商业银行的钱存入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因此会增加一笔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放的隔夜存款。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减少了（本来非金融机构要把多余资金存在商业银行，但央行提高了ONRRP利息率后，多余资金存入美联储），商业银行会相应减少在美联储的准备金。
这样，一方面联储负债中银行准备金账户上的存款减少；另一方面，“隔夜逆回购便利”账户上的存款增加。美联储的负债结构发生变化，但负债总量没有变化。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受准备金而非“隔夜逆回购便利”规模的影响。所以，至少在理论上，如果负债总额未变，伴随“隔夜逆回购便利”规模的增加和准备金规模的减少，相应的货币政策应该是紧缩而不是放松。
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图3说明。图3中的左图是美联储负债及主要成分的绝对量，右图是以GDP为分母的相对量。两个图的意义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右图的蓝色部分是准备金余额，赭石色部分代表“隔夜逆回购便利”存款余额（我们所说的“逆回购量”）。2021年以后“隔夜逆回购便利”存款大幅度增加，原来数量微不足道的“隔夜逆回购便利”存款到2022年3月份增长到1.8万亿美元。
从图3可以看出，赭石色部分的增加同蓝色部分的减少是同时发生的。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所以，联储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总量并没有因为“逆回购量”的增加而增加。但由于负债总量中商业银行准备金余额的减少，对应的货币政策，至少在理论上，是紧缩而不是放松。
简言之，由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急剧膨胀和准备金余额的飙升，美联储很难通过OMOs（公开市场操作）控制作为唯一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联邦基金利息率。于是美联储转而使用两个新的货币政策工具IORB利息率和ONRRP利息率。到目前为止，美联储称，这两个政策工具对于控制联邦基金利息率是有效的。
2022年，美联储已经四次升息。但相比历史水平，美国联邦基金利息率仍然非常低，再考虑目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8%，其实际利息率更低，希望大家注意这一点。
理论上，联邦基金利息率变化，其他重要的利息率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但在实践中，联邦基金利息率的变化同其他利息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变得相当复杂。
例如，一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变动同联邦基金利息率的变动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变动同联邦基金利息率变动的相关性就比较差。我们还记得当年格林斯潘就曾声称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扁平化是中国等国家购买美国国债造成的，因为美联储只能影响短期利息率而无法影响长期利息率。
一般而言，首先，如果市场预期联邦基金利息率将会上升，所有久期的利息率都会上升。其次，各类市场利息率是根据联邦基金利息率上升预期调整利息率的。所以在联邦基金利息率（目标）正式上调的当天，各类市场利息率不会发生激烈变动，因为市场早已根据预期调整了利息率。再次，在联邦基金利息率上调的一年中，由于预期的作用，短期利息率的调整幅度会大于长期利息率的调整幅度。
随着联邦基金利息率的上调，Ameribor（Americaninterbankofferedrate,美国银行间拆借报价利息率）和SOFR（SecuredOvernightFinancingRate，有抵押隔夜融资利息率）都在上升。其中Ameribor是基于美国金融交易所(AFX)进行的无抵押、短期贷款交易计算的利息率；SOFR是基于国库券回购市场进行的回购交易计算的利息率。两者都是美国的重要市场基准利息率。由于SOFR即将完全取代LIBOR，在中国更为知名。其他重要市场利息率，如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尽管出现倒挂）和美国优惠贷款利息率等都随联邦基金利息率的上调而上升。
根据易纲行长介绍，中国的利息率体系和调控框架如图5所示。
我的同事肖立晟和栾希撰文指出，中国货币市场利息率完全市场化决定，但波动相对发达经济体货币市场利息率较大，且时常偏离利息率走廊的中枢（逆回购利息率）。当前，央行7天逆回购利息率为2%，而8月DR007的周平均利息率已经降至1.3%-1.45%区间，远远低于利息率走廊的中枢。
这就有点奇怪了，因为在美国，最低的市场利息率是联邦基金利息率，其他利息率由于种种原因要高一些。而我们这里市场基准利息率低于政策利息率。我以为，他们实际提出了一个问题：市场跟央行走，央行跟市场走，抑或各走各的？我以为应该是市场跟央行走，但现在似乎是各走各的。商业银行根据多种约束条件和自己的目标函数决定了市场利息率，但它们所决定的利息率却与目标政策利率相脱离。
一般认为，美联储升息，美元指数也会自然上升。从历史上看，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这里仅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以及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值
美元自2002年之后经历过一波长期贬值过程，美元指数由2002年初的120下降到2008年6月的73。值得注意的是，自2004年3月到2007年7月，联邦基金利息率由1%上升到5.4%。但由于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联邦基金利息率的大幅度上升并未能阻止美元指数的大幅下跌。
2007年年中，为了避免资产泡沫崩溃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联储开始大幅降息，2009年初联邦基金利息率跌至0.2%，但美元指数在2008年中到2009年4月之间持续回升。在这段时间，导致美元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危机中的“避险天堂”效应。
目前美元指数的走强固然离不开美联储的升息，但也应看到，本轮美元指数的回升从2021年6月就已经开始。在当时，美联储并未表示要改变货币政策，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也处于持续恶化过程中。
面对复杂的外部经济形势，中国应该坚持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坚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美联储升息的背景下，坚持汇率浮动，坚持跨境资本流动的有效管理。
从图7可以看到，人民币虽然对美元有较大贬值，但由于出口状况良好，人民币相对大多数货币还是表现很好的。目前美元的升值，特别是美元对人民币的升值是短期现象。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点位，如“破7”之类。下注美元短期走势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下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也是如此。
我们只能是以不变应万变：最大限度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并继续维持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本身利弊参半，对汇率变动我们大可不必过多萦怀。应该想到（虽然不一定马上可以从统计数字中看到），目前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外流现象，但幅度难以判断。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必须要深化体制改革。但在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资本跨境的管理不能放弃。美联储升息，对中国的宏观调控造成了一定压力，但从根本上，中国宏观调控的挑战来自内部。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
中国成立最快师止推居功提陈际与成早的是哪一只基金?
国际第一基金是台湾地区成立时间最早的一只股票型开放式基金，成立于1975年1月4日。成立以来基金收益率为23.29％，同期台湾地区综合指数涨幅近57倍。在台湾地区成立满10年的股票型基金中，该基金的年化标准差居于前20％范围内，而收益率居末尾。基金份额从成立之初的305万份增加到目前的650万份左右，31年间规模仅仅增加了一倍（这一时期台湾地区股票市值增长数百倍）。进入沙龙向基金专家提问>>>作为历经31年还存在于市场上的基金，国际第一基金应该还算幸运者，但其乏善可陈的长期业绩表现和基金份额事实上的萎缩则可以作为台湾地区基金市场上股票基金生存状况的一个标本。这些股票基金的长期业绩差，短期业绩波动剧烈，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与股票相似，从而使得自己有被债券及货币市场基金边缘化的倾向，导致规模增幅远低于股票市场的增长速度。这种现象在资本市场起步相对较晚的韩国也同样存在。从数据来看，韩国股票型基金资产规模只占所有基金资产总额的27％左右，台湾地区更低，为15％左右。与之相比较，全球基金市场的这个比例为50％，美国为56％，欧洲54％。成熟市场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它的发展和成熟程度是一个市场机构投资者成熟程度的标志。基金的发展速度显著慢于市场的发展程度，这一方面表明股票市场的成熟度不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基金行业的发展出现了问题。共同基金作为保值增值的投资工具，其中的股票基金承担着主要的增值功能。股票基金的成长要求基金投资者建立对间接投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的来源就是基金管理人能表现出比个人更高、更持久和更低风险的收益，即基金要表现出与股票不一样的风险收益特征。在成熟市场上，股票基金的资产规模要大于共同基金三驾马车之中的另两类（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以美国为例，股票基金资产相当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资产相加的130％，而韩国仅约为37％，台湾地区更低，约为18％。无论从市场的角度还是基金内部结构的角度看，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共同基金市场都出现了结构失调的问题。导致韩国和台湾地区基金市场结构失调的原因有很多，两地股票市场均为未成熟市场，机构投资者不发达使得市场稳定性不足，效率偏低，套利和结构性投机机会经常出现，这使得整个市场的目光经常为一夜暴富的故事所吸引。作为重要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管理行业在短期利益诱惑之下随波逐流，长期投资观念的缺乏导致基金收益率波动过大，从而使得投资者丧失了对通过基金进行投资的信任，这无疑是导致两地市场结构失调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风险规避型的投资者大有人在，但股票基金的表现与一般股票毫无二致，投资者对股票基金的信心丧失，要么进入股市去冒险，要么购买低风险品种以自保。基金行业对长期业绩的忽视不光影响到基金市场的结构，也直接影响到基金个体发展壮大。这以韩国尤为明显。韩国基金行业资产规模2000亿美元左右，只有美国90000亿美元的2.2％，而共同基金数量则达到七千多只，相当于美国的92％。单只基金的资产规模只有2700万美元左右，在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中居于后列。与美国过去60年基金数量和单只基金规模基本成正比例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基金数量与单只基金资产规模是显著负相关的，这表明韩国基金数量的增加并不是受到基金业繁荣的推动而是另有原因。事实上，韩国基金数量迅速增加除了专户理财多、封闭式基金无法扩大规模导致新发频繁等因素之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不重视长期业绩导致基金的持续营销艰难，基金公司在生存压力下只能不断地发新基金来谋求资产规模的扩大，这样基金行业不断地在“发新基金－不重视长期业绩-持续营销艰难-发新基金”的怪圈中循环。基金规模的减小也进一步影响到其持续成长能力，使得个人投资者更加迅速地离开基金市场。韩国基金市场的教训表明，缺乏大量个人持有者的小基金会面临更大的流动性风险。小基金经常为少数几家机构投资者持有，任何一个机构投资者的赎回对基金的影响都非常巨大。为应对这种随时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基金在投资中就更重视短期收益和基金资产的流动性。这是一个怪圈。台湾地区市场也类似。作为新兴市场中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其股票基金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中国的基金行业正在经历由产生到成长到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基金（尤其是股票基金）能否有清晰定位，将关系到未来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公募基金好比公共汽车，它的发展要考虑到各位“乘客”的利益。对于持有人来说，基金能否有明确清晰且与众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决定他们是投资于基金还是做其他选择。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收益特征均非常清晰，股票虽然良莠不齐，但其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特征在新兴市场中也表现得尤其明显。股票基金如果无法做到收益方面的相对稳定和风险控制方面的相对有效，则毫无疑问会被投资者抛弃，从而在其他类型基金和股票的夹击下被边缘化。对长期业绩重视不足，过分重视短期业绩，导致基金收益波动程度增大，这正是整个连锁反应的起点。按照韩国的经验，更多地引入长期投资者如保险、企业年金、社会保障资金等有助于基金管理人建立起注重长期业绩的观念。此外，**从税收等政策领域给予调节是管理人树立长期投资观念的重要促进因素。但这些手段的实施都应尽早，因为市场一旦异化，再想校正过来就很艰难。韩国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中基金流动性风险爆发的重创后，才开始重视基金市场结构问题；台湾地区基金行业虽然起步早于韩国，但目前行业发展水平远低于韩国，还在以债券和货币市场基金为主的市场环境下运行。（作者为银河证券研究中心基金研究员）
流动性经济学|危机启示录：美联储不是“救市主”——系列之二十九（附美联储最新声明）
实事求是，只讲真话！
流动性经济学专题
【金融危机债券基金会不会受到影响(千亿美金助资管业“渡劫”流动性监管或收紧)】相关文章：